第七章 做饭

说起我做饭这件事，历史可就长了。

我在白沙村小学读三年级那会儿，村里几乎没有出外打工的，大人们都在家守着几亩地过日子。那是个物质极匮乏的年代，但每家每户都过得乐乐呵呵。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着一头猪一头牛——猪是给孩子攒学费的，牛是耕田的。

我家也不例外。但自从我爸和我爷爷分了家，日子就紧巴了。地里的收成勉强够吃，可遮风挡雨的老房子年久失修，一遇下雨天，屋里就跟过河似的。我爸咬咬牙，盖了一层的平房，为此欠了一屁股债，债主还放了高利贷。为了还钱，我爸去了县城的工地做泥瓦匠，只有收割的时候才回来——那个脚踩的齿轮收割机，我妈一个人实在搬不动。

我做饭，就是从那个年头开始的。说来也怪，完全不用专门学——烧火烧久了，看都看会了。

那时，我家只有在过年过节才打得着肉吃。平日里，地里长什么菜就吃什么菜，而菜地永远只产出清一色的蔬菜。炒蔬菜毫无技术含量——锅热了倒油，油热了下菜，菜热了加盐，齐活。可就是这简简单单的活儿，我也没少挨打。

记得有一年收割季，酷暑难耐，趁着月色割稻子最凉快。我爸妈天没亮就出门了，我妈只留下一句：“我们一到家就得吃饭。”我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，继续裹着被子睡。

等他们说说笑笑回到家，太阳早已高高挂起。我把后门李子树下的几把凳子摆开当餐桌，端上一大盆炒好的茄子，又给他们斟好水酒。我爸我妈都有喝酒的习惯——尤其是我妈，她总说体内的血气全靠这几碗酒吊着；我爸不为什么，纯粹好这一口。

"这茄子怎么一点辣味都没有？"我爸夹了一筷子，开始质问。

"哦——忘放了。"我的嘴唇直颤，连坐凳子上都有些不稳。

"没有辣椒，这菜还能咽得下去吗？"我爸嗓门一下提了起来，我妈也在旁边帮腔。

"那……我拿回去加点辣椒。"我小声说，站起来伸手去端盆。

"别动！我自己去！"我爸喝住我，一把将我拦住。

我赶紧缩回手，老老实实地站在旁边，腿肚子直发抖，心里念叨着佛菩萨保佑——千万别让他发现我炒茄子时，不小心甩了一滴鼻涕进去，不然这条腿可能保不住了。

后来，佛或许真是显灵了。加了辣椒的茄子，他吃得津津有味。只有我一个劲地扒白米饭，不敢碰那盘菜。

我爸的脾气在村里是出了名的爆，但我好像并不怎么怕他。我时常跑到村中央那口池塘旁的大樟树下——那里乘凉的人络绎不绝。我在那些多嘴多舌的人面前，一遍遍大声喊我爸的绰号“二仔驼背”。围坐的人们笑得前仰后合，我也跟着笑，好像骂的是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。后来这绰号像瘟疫一样在四里八乡扩散，每次有人这么喊他，他都只好满脸愧色地应着。现在想想，那时的我真是个不省心的浑小子。

到了镇上读初二那年，家里的债不但没还清，反而利滚利越滚越大。爸妈一合计，干脆举家搬到县城。到了县城，我妈在手套厂找到份活计，可日子过得却还不如乡下。起码乡下的房子宽敞得能跑，而城里的租金寸土寸金，为了省钱，我们一家四口挤在一间改造过的废弃猪圈里，吃喝拉撒全在一处。我只有周末回去睡两晚“猪圈味”，我妈他们却得天天泡在里面。躺在猪圈改的房间里，连做梦都是猪粪味儿，但别无他法。我只能在心里默默求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，让我们快点离开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。

不过县城的住宿虽差，吃的却好多了，我们几乎天天能有肉上桌。城里的灶台全是液化气，省时省力，那时我妈一般也不让我掌勺了——她嫌我做饭不好吃，还耽误工夫，不如去厂里帮忙翻手套挣钱。所以一到寒暑假，手套厂就成了我唯一去处。

只有一次例外。我妈感冒发高烧，躺起不来，做饭这“天大”的事只能交给我。我爸下了工不能没饭吃——不吃饭就没力气拿泥刀，拿不动刀就没活干，没活就没钱，没钱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所以那顿饭顺理成章地成了全家最大的事。

我看着灶台上那几节莲藕，犯了难。乡下没人种藕，我也从没烧过这东西，压根不知道它长在哪儿。既然长得像白萝卜，那就照着白萝卜的办法来——切成片，下锅炒熟。有什么难的？天下蔬菜，难道不都是一个套路？

屋里的光线昏暗，我爸饿得前胸贴后背地回来，但还是习惯性地先喝口酒。他夹了一筷子藕片送进嘴里，很快就传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——是沙子硌牙的声音。他夹起一片仔细端详，藕孔里全是泥浆，黑黢黢的。